誰令 TSA 變成家長的夢魘？

呈堂證供一
教聯會 TSA 調查，95%教師認為 TSA 增添教學壓力，80%教師認為只有通過操練才能應付 TSA 要求，團體建議調校題目深淺。

呈堂證供二
香港家庭教育學院訪問500名小三至小六家長，發覺近35%每天花一小時陪子女準備 TSA ，60%認為TSA為子女帶來壓力。

我認為學生 TSA 的操練來自學校的教師，而教師的壓力一般來自主任或校長，而校長的壓力一般來自校監。我首先傳召可信性極高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，他是一間學校的校監，他在2015年11月2日一報章專欄這樣寫：「我當校監的一間學校，五年前也曾經因為學生 TSA 成績遠低於全港平均，受到來自教育局當局的『壓力』。面對這壓力，我們有兩個選擇：一是要學生多做應付 TSA 的操練；一是認真檢討我們的教學工作⋯⋯我們選擇了後者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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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鈺成透露了「壓力」來自教育局。那麼教育局有怎樣答辯呢？我傳召2007至2012年出任教育局局長的孫明揚。他在公信力高的報章11月9日的訪問這樣說：「（學校考完 TSA 後）教育局會為學校撰寫詳盡報告作回饋，惟視乎講者的語氣和聽者的心情，你聽起來覺得被人迫害，最易交差就是下一次考好一點⋯⋯」孫明揚認為問題可能出在溝通方面，教育局在撰寫報告可能「愛之深、責之切」，多了一成肉緊，學校高層便把這一成肉緊詮釋作責備或命令。

其實孫公在任時，曾提出 TSA 改為抽樣考，但因為下屬「希望收集更多學生數據」而放棄。想起來令人搖頭歎息，孫公說 TSA 原意是「考學生，不是考學校」，若然如是，每間學生抽幾個學生去考，不是比整間學校考更符合原意嗎？為了收集「更多學生數據」而要全港學生考，不是得不償失嗎？

最後傳召何瑞珠教授，她是PISA（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）的香港中心總監，她說出PISA成功的原因為此計劃的「低風險」，亦即是以抽樣方式進行，「每間學校隨機抽出30-40名學生進行測試，已經可以掌握香港15歲學生在閱讀、數學、科學、解難等領域上是否達到國際水平。為甚麼當局稱為低風險的評估，會讓學校以高風險的方式處理呢？」

各證人陳詞完畢，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結論： TSA 原本是用來考全港學生基本能力的評估，現在變成考全港學校，目的只是收集更多數據，此其一。又為了「幫助」個別學校，把 TSA 成績詳盡報告交給學校，因而令校方高層感受壓力，一層、一層傳下去，令學生、家長為操練 TSA ，叫苦連天，此其二。

減壓方法很簡單： 一抽樣考 TSA ，每校抽30人做代表；二不給學校發放試後報告。

你認為教育局願意從「有為」轉做「無為」，不給學校發詳盡的「愛心」報告嗎？

趙榮德
前喇沙書院副校長，現任社工註冊部紀律委員會會員，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。曾任教育局家庭與學校事宜委員會副主席，熟識香港教育及香港升學制度，同時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之客席講師，亦為升學指南作家，現有著作多達廿二本。